上世纪70年代初写出130多万字《腹部外科学》，影响当时数万名外科医生的钱礼，早已宣布搁笔。但他看了杂志上的误诊分析后，主动撰写多篇反思误诊误治的文章，希望能“传帮带”，帮助青年医生迅速成长。

　　中国现代耳鼻咽喉科创始人之一姜泗长，在从医的第55年，回忆起他做过成百上千例耳硬化症手术，牢牢记得唯一失败的一例：1970年左右，手术即将结束时，病人头部突然移动，他拿着镊子的手没来得及避开，将一块组织推进前庭。病人听不见了。

　　他还回想起1949年那个患有较大上颌窦纤维瘤的16岁男孩。这是个预期会进展顺利的手术——姜泗长向来以快捷准确的手术受到同行的夸赞。但那个男孩最终因突发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，而术前没有准备足量的输血血液。事后，男孩的父亲主动安慰姜泗长，“姜院长做都失败了，那别人做，失败更是可想而知了。”

　　“这比当面骂我更刺激我。”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姜泗长总会想起那个男孩稚气可爱的模样。他把手术失败归因于当时年轻自满的情绪。

　　姜泗长在回忆文章里袒露了若干个医疗失误。这些血淋淋的教训，推动他关注、支持误诊研究。

　　一本由外国医生撰写的书籍《医生的抉择》提到，每个医生心里都有片墓地。每当有因手术失误而死亡的患者，这片墓地会新增一块新的墓碑。医生也是普通人，需要借助失误成长，丰富经验。

　　那些给杂志投过稿，愿意自揭伤疤的老院士，如今大多离开人世。陈晓红感叹，这些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留下痕迹的“大家”，在回望从医生涯时，极少提及成就，都在讲犯过的错误。

　　谈误诊，是要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制造问题

　　如今，计算机帮助陈晓红找出了许多误诊规律。

　　各级医院的医生都可能误诊：年轻医生误诊，大多因为经验不足，想不到是另一种病；老医生误诊大多因为经验太丰富，想当然。误诊不是A病被误诊为B病，而是A病可以被误诊为许多病，而许多病可以被误诊为A病。不同疾病之间盘根错节互相交织，相似的症状可能通往许多疾病，常见病的临床表现越来越隐秘、个体化。

　　更麻烦的是，在今天，留给医生作出诊断的时间变少了。许多受访的老医生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点。送到急诊的病人，有时还没来得及被诊断，就已经断气。医生必须争分夺秒地与疾病竞争，学会果断地给出诊断，且必须诊断正确，否则容易招来官司。

　　一个60多岁的牙科病人，多次补牙，依然牙疼，最后一横心，非要医生把坏牙拔了。医生在拔牙前给他做了心电图，结果发现，他的牙疼不关坏牙的事，是陈旧性心肌梗死。

　　陈晓红发现，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临床表现可以是肚子疼、肩疼、背疼、牙疼等。2000年，她在误诊误治研讨会上呼吁，当医生发现病人有这些症状时，可以给病人做个心电图，“花七八块钱做心电图，能避免一次误诊。”

　　扎进误诊病例30多年，陈晓红决定要做一个给临床医生提醒的人，“不要让诊断走弯路”。

　　有时候，坏消息比好消息更让她兴奋。2008年，她听说，四川发生17例因病人肺栓塞死亡引发的医疗纠纷，要通过尸体解剖认定责任归属。她马上推着编辑出差，去当地核实信息，尽快发稿，“我国尸检率太低了，每一例尸检案例都特别宝贵。”

　　新的疾病出现了，她和同事们紧跟不舍。2015年，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发来文章，统计了2011年至2014年诊治的30例抗NMDA受体脑炎，外院初诊误诊率高达100%。这是个少有人了解的新疾病。全世界范围首例报道这个疾病是在2007年。

　　这篇文章迅速引起编辑部的重视——必须马上刊登，提醒其他医生重视。慢慢地，各地医院不断公开分享相关的诊疗经验和误诊病例，医生送检意识变强，到了2021年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公布了121位确诊抗NMDA受体脑炎的患者，只有43人曾被误诊。

　　再早些年，汪忠镐院士研究胃食管反流综合征，发现这个病长期被误诊，分散在呼吸科、心血管科、耳鼻喉科、牙科等。这个发现倒逼着编辑部在网站上开辟“关注胃食管反流病”的专题，把汪院士的研究“喊”出去。

　　在编辑部，每每碰到好文章，编辑总会大声念出来，与同事分享。西南地区某大医院看不好的病人，到了甘肃一家县医院里，马上确诊为黑热病，那是当地的地方性疾病。某些三甲医院诊断流行性出血热，误诊率高于一级医院，因为一级医院的医生更常接触被老鼠咬的农民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误诊学杂志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wzxzz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126/664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