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个地方性疾病都值得重视。早年，编辑部极少收到来自新疆的投稿。陈晓红着急，辗转联系一个新疆医生，邀请医生投稿。慢慢地，来自新疆的稿件变多。

　　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人，绝大多数是临床一线医生。陈晓红分析，相比基础研究，大多临床医生更容易接触误诊案例，一旦刊登稿件，对医生的职称评定有帮助。也有医生在投稿时说，专家审稿的建议，能帮助他更深刻地认识他的错误，避免再犯。

　　为了提高稿件水平，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陈晓红把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各个专科最资深的退休主任，聘到编辑部，共同评审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投稿。

　　那些在临床上干了大半辈子的老主任，对这个新任务兴致勃勃。有人常常一边读稿一边嘟囔，“我在临床时见过这个案例”；有人看到投稿写得乱，忍不住上手逐句修改；还有人读着读着就拍桌而起，“这简直是草菅人命！”

　　有时遇到连他们也没见过的案例，老主任们会一遍遍讨论，翻书，找答案。编辑部的几个大书架，很快塞满了最新的医学书。

　　许多医生说，误诊在推动着医生，进一步认识人类的身体。其实，《临床误诊误治》的创刊人冯连元，最初也是为了汲取同行的误诊经验，才创办了杂志。当时，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支持了他的想法，但也提出担心，“这个名字会不会惹事？”

　　思前想后，冯连元提出解决办法：文章隐去患者、医生的名字，并适当修改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，以免暴露患者的个人信息。“办这个杂志，是要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制造问题。”

　　误诊是系统性难题

　　30多年过去了，现代医学在精进：机器人取代了人，看CT影像；3D打印能打印出人体组织；以往，手机影响心脏起搏器工作，但现在两者直接相连，手机追踪患者心脏健康……但误诊依然每天在临床上发生。

　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何权瀛认为，要解决误诊，是系统性工程。一方面，人类所掌握的医学知识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深，医学院的学制从5年制变为6年制，再增加到8年制，但医学生到了临床，依然感觉知识不够用。医学专科越分越细，许多医生只专注研究一个专科的其中一种病，当患者有多种疾病，就容易漏诊。

　　“就像用钻打洞，越钻越深，最后，看不见洞旁边的地方。”何权瀛比喻。

　　他研究睡眠呼吸暂停20多年，发现这个疾病可能会引发冠心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其他疾病。问诊时，他喜欢给病人画图，在纸上列明各种疾病，刨根问底地问，再寻找每个疾病之间的关联。但有病人不愿回答过多的提问，“你这个大夫这么烦人，给我开药不就完了。”

　　医患互相不信任，是导致误诊的原因之一。有的未婚女性肚子疼，故意向医生隐瞒了个人性史，导致医生找错病因，而没想到是宫外孕。有时，延误治疗的后果将伴随这些女性一生——切掉一半输卵管，相当于降低一半受孕机会。

　　患者如今能从各个途径获取医学知识，但何权瀛认为，公众的卫生知识水平依然不够，更重要的是，患者不如过去那般能够包容、允许医生误诊。这也造成尸检率减少，当家属通过尸检报告发现误诊，往往会和医院打官司。

　　前几年，《临床误诊误治》编辑部每年都会迎来几拨儿不速之客——患者拿着一叠病历，希望编辑部帮忙评评理，“你们判断一下，我们这是不是误诊了？”

　　陈晓红总结，这种态度源于知识不对等。当病人躺在床上接受检查时，他在仰视医生；但当医生也有看不懂疾病、下不了判断的时候，他也在仰视神秘复杂的医学宇宙。

　　误诊研究是医学发展的同行者。检查技术的发展一度帮助医生判断正确，但陈晓红发现，过度依赖检查机器，成了新兴的误诊原因。

　　30年来，误诊的概念逐渐变大，对医生的要求更严格了。过去，医生诊断错了疾病才算误诊，如今即使诊断正确，但是治疗用药不恰当，或是初诊判断错误，也算误诊。

　　世界卫生组织曾公布，临床医学的平均误诊率为30%，其中80%医疗失误是由于思维和认识错误导致的。根据陈晓红搜集的误诊文献，近30年，文献误诊率维持在30%左右，没有明显下降，但文献误诊率不代表真实误诊率。

　　“很难统计准确的临床误诊率。”何权瀛解释，我国临床死亡尸检率低，而尸检是最好、最准确发现误诊的方式。更何况，如今没有统一的计算误诊率的标准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误诊学杂志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wzxzz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126/664.html